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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这并不是说甲寅变法的主持者有什么独特的人格魅力。实际上,除了张、海等寥寥数人之外,穆祺闫东楼等在当时士人中的风评都相当之不咋地(想想他们在野史中的作风,你恐怕也很难期待有什么好评)。事实也证明,贯彻政策依靠的不是人格魅力,而是钱。

自甲寅变法第三年之后,因为赔款收入暴增,海路畅通后粮食充足,内阁免去了九边及陕甘百分之五十的税赋、宽免了江南各省上缴漕粮的义务,为云贵驻扎的军户补发了积欠十余年的税负;自第五年开始,朝廷则进入了后世称之为“败家子财政”的阶段:该年各省上缴税负一共一千七百五十二万两有余,朝廷拨给各地的投资俸禄及各赈灾款项则高达两千九百万两;国库超支一千一百万两有余,全部靠赔款与海贸调配。到第九年后,事情则进入到匪夷所思的阶段——各省的财政百分七十以上都依靠着中央拨款,自己的税收居然还不足三成!

至此,“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终于形成了:历朝历代都是地方供养中央,现在一转攻势,居然变成了中央供养地方;往常地方掌握财源,还有能力与中央博弈一二,现在中枢朝廷握着所有省份的输血管,谁还能抵御内阁的意志?

政治就是财政,财政就是政治;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掌握了钱袋子就掌握了一切。当中央财源空前膨胀之后,内阁的意志便不再受任何掣肘。至此,由商鞅秦始皇至大安高祖朱重八以降,两千年来中央集权主义者最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降临了——没有地域之分,没有门户之见,中枢可以随心所欲调配一切资源,借助大一统的制度发挥出无可思议的优势;合六千万人之心为一心,天下还有谁是中土的对手?

也正因为如此,甲寅变法才被称为中华近代化的开端、新时代隐约的回响;宋元之后皇权不下县,封建时代封闭而又保守,朝廷的政策有十成力度,落到实际或许只有一二成;而在打通了中央到地方的脉络之后,内阁用尽浑身解数,却可以勉强将中央的意志落实三到四成——不要小看这区区一二成的进步;不积跬步,无以至千里,中原之所以能后来居上,恰恰是因为每次变革中这一二成的优势。

执行度的提升会优化整个系统运转速度,而不仅仅局限于财政一隅;实际上,当变法全面铺开之后,新制度的嫩芽就已经露出了苗头……

【以下涉及历史敏感内容,不适宜播放】

真君砸了砸嘴,颇为不耐的划了一划,却见那大红字号的提醒依然顽固悬在空中,丝毫没有消失的意思,不觉大为扫兴。也不知道这天书是什么个标准,莫名其妙总会屏蔽一些所谓的“敏感内容”,拒不播放,无论如何费力,亦毫无作用。

——有什么是他飞玄真君万寿帝君都不能看的呢?未免也太过见外了!

所幸四面趴了一地,没有人敢抬头窥伺圣意;所以皇帝可以尽情的显摆脸色,发泄被隐瞒的不快。

当然,这不快也只是一闪而过。作为一个即将有钱有权且永垂不朽的皇帝,真君保持了充分的大度。不会在乎这一点小小的敏感内容。他哗啦啦向下翻了好几页,终于看到了没有屏蔽的内容

【……近代化的要义之一,就是打破各地封闭保守的自然经济,建立统一的全国市场。而在甲寅变法中,这艰难的进程被以某种古怪的形式达成了——自然经济当然抗拒外力,却绝对拒绝不了白花花的银子;封建制度下地方势力保守顽固,牢牢把握着当地一切财源;但再怎么样金山银山